李叔特别强调道：“朝阳，你听好。这个严厅长，此人……极为不好沟通啊，是没给市里面面子的。”

我对着话筒，语气尽量放得平缓，带着晚辈对长辈、下级对老领导应有的尊重：“李叔，到底是怎么个不好沟通法？是原则性强，还是不近人情？”

听筒里传来一声悠长的叹息，那气息穿过遥远的距离，带着无奈的质感。“省委调查组，阵仗不小。直接到了市看守所，二话没说，就提审了葛强。全程录像，我们的人，连边都靠不上。”李叔的声音更沉了，“提审完了之后，葛强立刻就被换了监舍，单独关押。现在，除了调查组指定的人员，连我们市公安局的想见他一面都难。”

“李叔，咱们市公安局的人都见不到葛强？这……这于理于法，都说不通啊！葛强是市局羁押的嫌疑人，再怎么调查，也不能把办案单位完全排除在外吧？”

“很简单嘛，”李叔的话调里透出一种看透世事的疲惫，又夹杂着几分被冒犯的愠怒，“现在，在我们市公安局，在整个事件里，被调查组看作是具体的执行者和可能的……。他们认为我们本身就知情，甚至可能参与了某些环节啊，是有意掩盖了些什么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也是被调查的对象，需要避嫌。”说完之后，李叔又补充道：“不过啊，说的也没错。”

当初市局快速处理田嘉明这件事，动机复杂。一方面，确实是出于保护田嘉明这个在抗洪中立下大功的干部，避免事态扩大影响稳定；另一方面，也未尝不是贯彻了市委于伟正书记“冷处理、内部消化”的意图，将一场可能波及更广的风波，强行按压在东原市的地界内。这番操作，在当时看来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，如今却成了市公安局最致命的软肋。

我抬头看向窗外，听到窗外刘进京和刘超英两个人，一人拿着一把剪刀给冬青修剪造型，两人颇为悠然得意。

“李叔，”我重新组织着语言，“省公安厅那边，这次是哪位领导跟着下来的？级别如何？有没有可能……从侧面做做工作，毕竟，公安系统是一家嘛。”

李叔立刻回道：“公安厅来的是督察总队的一位副支队长，级别不高，明显是说不上话的。关键，还是严厅长本人啊。他这次是代表省政法委，独立办案，权限很大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立刻接口，“那我马上给晓勇打个电话，请他无论如何想想办法。

“我已经给晓勇打过电话了。”李叔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语气带着一种“早已料到”的无奈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回忆晓勇当时的原话，“晓勇说了，这个严恪己厅长，在咱们省政法这个圈子里，是极有名气的。以前在省司法厅当副厅长，就以铁腕着称啊，现在调到政法委，享受正厅级待遇，省里不少棘手的大案、要案、专案，尤其是涉及内部纪律、清理门户的，都是他牵头挂帅。晓勇的原话是——”李叔刻意模仿了一下晓勇的语气，“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他这里走通后门，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他认的，只有党章国法，调查程序。’”

我听着，心里的希冀又摇曳着黯淡了几分，这种干部我是了解的，也见过不少，看起来不通情理，但是确是最讲党性和原则的。

李叔继续说着，声音里透出更深的忧虑：“所以啊，朝阳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。要尽快和田嘉明沟通好，统一口径，最起码，要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做好打算。这边，我也给瑞凤市长做了电话汇报。瑞凤市长的本意啊，是晚上以市政府的名义，在市委招待所设个便宴，请调查组一行吃个饭，也算是尽地主之谊，顺便沟通下情况，表明我们市里积极配合的态度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”

“被拒绝了？”我几乎能猜到答案。

“何止是拒绝。”李叔苦笑一声，“是严厅长亲自回的话。要求地方政府，从即日起，全程不能与调查组成员有任何工作以外的接触。除了他们要求的必要配合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下与他们见面、沟通。说是要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。”

我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：“哎呀……”这声感叹里，有面对铁壁的无奈，却也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严厅长的佩服。

在风气渐开的九十年代，各种关系学大行其道，能如此坚守原则，近乎不近人情的干部，实属凤毛麟角。“这样的同志，原则性这么强，确实是坚持党性、铁面无私的好同志。”我这句话，一半是客观评价，一半也是说给李叔听，表明我理解其中的难度。

随即，我又不甘心地追问“李叔，那……那这个严厅长，难道就一点不考虑实际情况吗？不考虑田嘉明同志的个人贡献？抗洪抢险，那是实打实的功劳，总不能一棒子打死吧？”

李叔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苦涩：“我沟通过，提了几句田嘉明的功劳和当时的特殊情况。但严厅长的态度非常明确，调查组的职责非常单纯，就是依据线索和证据，把‘给子弹’和‘隐瞒’这两件事的事实本身调查清楚，形成客观、中立的报告。至于后续怎么处理，如何权衡功过，那是省里面领导基于报告进行决策的事，他们不负责，因此也不会在调查阶段啊，听我们准备的任何关于田嘉明的材料，避免先入为主。之前让水利局连心局长紧急准备的那些表彰材料、新闻报道汇编，厚厚一摞，现在看来，恐怕是连送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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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，我心里彻底明白了。这件事，倒不像是省里面某些力量要刻意针对东原市，或者针对田嘉明个人。更可能的是，那份《法制观察报》，引起了上面真正的重视，省里力求一个水落石出、不容含糊的真相，所以才派了这么一位六亲不认、只认规矩的“黑脸包公”下来。

在这种绝对的程序正义和纪律刚性面前，所有基于人情、功绩、地方稳定乃至政治平衡的考虑，都显得有些“小儿科”了。

我说：“李叔，我还是想再给二哥晓勇打个电话，让他无论如何，再想想办法。就算严厅长那里针插不进，也可以通过公安厅的其他领导哪怕只是让调查组在写报告时，笔锋能稍微缓和一点点，或许就能为后续的处理留下一点空间。”

李叔在那边沉吟了片刻。“嗯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试一试吧，于书记对这件事非常、非常在乎就怕往深里调查啊。”

我心中一凛，握紧了话筒：“李叔，您的意思是？”

“往深里调查，”李叔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就必然会牵扯到于书记当初那个泄洪的决定。当时，基于历史水文数据和当时的紧急汛情，于书记决定在东洪县的低洼地带进行泄洪，保全下游重点城镇。从现在的结果看，那个决定可能显得有些……武断。作为市委书记，他要在瞬间做出取舍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那种压力，咱们难以想象。可是，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搅和在一起，问题就复杂了。田嘉明为什么能力挽狂澜？恰恰是因为有了于书记那个颇具争议的泄洪决定在前。这件事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放大，与田嘉明的问题捆绑在一起形成倒逼，于伟正书记本人必然也会陷入极大的被动……”

李叔这番话打开了我心中那个最隐秘的锁扣。为什么于伟正书记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地要“保”下田嘉明？除了田嘉明本身确实在抗洪中表现英勇，立下大功，更深层次、更核心的原因，就在于这里。田嘉明的“功”和于书记的“决策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是命运共同体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肯定田嘉明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书记当时那个艰难决策的追认和背书；而一旦否定田嘉明，或者深究田嘉明的问题，就很难避免有人会顺藤摸瓜，将质疑的矛头指向当初那个泄洪决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上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我感到后背泛起一丝寒意，沉声应道：“李叔，您放心。这里面的轻重缓急，我掂量得清。”

挂断李叔的电话，听筒里传来忙音，办公室里一下子陷入了过分的安静，只有窗外麻雀不知疲倦的啾鸣。

没想到，一份看似不起眼的报纸，竟让整个东原市都感到了震动。

片刻之后，我重新拿起电话，拨通了省城那个熟悉的号码。听筒里传来漫长的等待音，一声，两声……。

电话被接起，那边传来二哥晓勇沉稳的声音：“朝阳啊，我正想着，你该来电话了。是不是为政法委严厅长带队下来的事？”

我说：“二哥，就是为这个事。田嘉明同志是我们东洪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。这个同志，我是了解的。除了这次防汛抗洪时临危不惧……局里面的精神面貌、工作作风变化很大，现在东洪县的社会治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……”

我在电话里，把田嘉明到东洪县后的工作成绩，如何整顿队伍、如何打击犯罪说了七八分钟。晓勇在那边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，偶尔传来一声轻微的表示在听的“嗯”。

等我说完，晓勇才开口，语气平和道：“朝阳，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我大致有所了解。不瞒你说，你打电话之前，我已经托人给严厅长递过话了，托的是我们厅政治部的主任，他和严厅是多年的老相识，以前在司法系统就经常一起办案，私交不错。”

“主任怎么说？严厅长那边，总该给老熟人一点面子吧？”

晓勇在电话那头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主任意思很明确，让我别抱太大希望。严恪己这个人是极其讲党性、原则性极强的干部。他这次下来，是带着尚方宝剑的，任务非常明确，就是要抛开一切干扰，把‘给子弹’和‘市里隐瞒’这两件事的事实本身，调查清楚之后，结合调查情况，写一份处理建议报告。但是，你要清楚，最终怎么处理田嘉明，还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来。他是你们东洪县的干部，就算有问题，主要也应该是由你们东原市内部来处理。到时候怎么处理还有酌情考虑的空间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