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笔突然漏墨,一滴蓝黑色的泪渍在纸上洇开,像极了妻子确诊那天,我在医院走廊上看到的窗外那团乌云。
那天我蹲在楼梯间抽了半包烟,烟灰缸里堆满的烟蒂像一个个小小的墓碑。回到病房时,妻子已经睡着了,床头柜上的苹果切片氧化成了褐色,像一块块生锈的金属。
铁皮柜最底层有个饼干盒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我这些年写的诗。有些写在烟盒背面,有些写在报废的生产单上。
去年厂里搞改革,要求清理个人物品时,我死死抱着那个盒子,像护着最后一块阵地。厂长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,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也许在他眼里,我这个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年的副厂长,有权利保留一点无伤大雅的怪癖。
机器声突然停了,夜班班长在广播里喊着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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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刻的寂静中,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,和年轻时第一次发表诗歌时的节奏一模一样。
这寂静像一层薄冰,随时会被重新启动的机器打破。我摸出钥匙,打开铁皮柜,饼干盒安然躺在那里,上面落了一层薄灰。
我轻轻抚过盒盖,没有打开。有些东西不需要总是检视,知道它们在哪里就够了。
就像我知道,无论第八代还是第十八代设备到来,那台老颗粒机都会在我诗里继续运转,用钢铁的牙齿,啃噬我余下的黑夜。
新设备会更快、更精准、更安静,但它们永远不会懂得如何在午夜与一个疲惫的工人对话,不会记得哪个操作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