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普同也淹没在这份喧嚣里。失落被暂时搁置。王小军那张刺眼的奖状，在年关汹涌的“好吃好玩”面前，似乎也褪色了。他跟着栓柱、铁蛋他们，在结了厚厚一层冰的洼地里滑冰，摔得屁股生疼也哈哈大笑；揣着母亲塞给他的几块水果糖和一把炒花生，和小伙伴们分享、交换，嘴里甜丝丝的；除夕夜里，守着家里那台小小的、只能收到一个模糊不清频道的收音机，听里面传出热闹的戏曲和拜年声，等着父亲吴建军难得大方地放几个“二踢脚”和“窜天猴”。当五颜六色的光球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、坠落，短暂的绚烂照亮了院子里光秃秃的枣树和积着薄雪的屋顶，那一刻，吴普同的心也被这喧嚣和光亮填满了，只觉得过年真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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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年初一，天还没亮透，就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。穿上母亲特意翻新浆洗过的棉袄（虽然袖口还是接了一截），跟着父亲去给村里的长辈们磕头拜年。收获几毛压岁钱，几块硬邦邦的水果糖，几句“又长高了”的客套话。然后就是和小伙伴们汇合，挨家挨户去“扫荡”那些摆在堂屋桌子上的瓜子和花生，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。王小军也混在人群里，嘻嘻哈哈，仿佛那张贴在墙上的奖状已是遥远的过去，两人又恢复了勾肩搭背、追逐打闹的状态。时间在喧腾的吃喝玩乐中，飞快地流逝，快得让人抓不住。

然而，这份属于孩童的、无忧无虑的年节喧嚣，似乎并未真正感染到父亲吴建军。他依旧沉默，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凝重。拜年回来，他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，对着那几件闲置了一冬的农具——磨得锋利的镰刀头、被手掌磨得油亮的锄把、还有那辆承载了无数重量的排车——默默地抽烟。劣质烟草辛辣的味道在清冷的空气中弥漫。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土坯院墙，投向村外那片覆盖着薄雪、在冬日阳光下泛着灰白光晕的田野。那眼神，不像是在看休憩的土地，倒像是在审视一片即将开战的疆场。

正月初五刚过，年味还未完全消散，空气中还残留着爆竹的硫磺味和油腻的饭菜香。这天傍晚，吃过简单的饭食，吴普同正蹲在灶膛前，用烧火棍拨弄着余烬里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，满足地嗅着那诱人的甜香。父亲吴建军和母亲李秀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，低声说着话。

“……真决定了？”李秀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，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。

“嗯。”吴建军闷闷地应了一声，烟袋锅子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明明灭灭，“去年那两亩，你也看到了，行情还行。比种麦子强点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”李秀云叹了口气，“可五亩地啊！全押在西瓜上？万一……”

“没有万一。”吴建军打断她，语气斩钉截铁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，“开春的瓜苗钱，我跟老杜说好了，先赊着。压膜的砖头，我明天去窑场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碎砖头，自己拉回来。就是……就是得再添点家什，那点地膜不够用。”

“钱呢？”李秀云的声音低了下去，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，“开春买种子化肥，还有家宝开学的钱……”

“我去想办法。”吴建军把烟袋锅在鞋底上重重磕了磕，烟灰簌簌落下，“跟张有福说说，看能不能先借点，秋后还。实在不行，把圈里那两只半大的猪提前卖了。”

灶膛里，红薯皮被烤得裂开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浓郁的甜香弥漫开来。吴普同却觉得嘴里那点红薯的香甜突然变得寡淡无味。他竖起耳朵，听着父母低沉的对话，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他心上。五亩地！西瓜！赊账！借钱！卖猪！这些词组合在一起，沉甸甸的，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赌注味道。他这才明白，父亲蹲在院里抽烟时那凝重的目光意味着什么。去年那两亩西瓜带来的微薄收益，像一颗火星，点燃了父亲心中更大的野心，也把他和这个家，都推上了一条充满未知风险的窄路。

几天后，一场不大的春雪悄然而至，给尚未苏醒的田野盖上了一层薄薄的、松软的白被。雪后初霁，天空是水洗过般的湛蓝，阳光清冷而明亮。吴普同被父亲叫出了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