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普同猛地回过神，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可能……昨晚没睡好。”他无法多言，只能将所有的担忧和焦虑强行压在心底。

从这一天起，吴普同的生活节奏彻底改变了。他不再是那个规律地穿梭于教室、食堂、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好学生。只要下午没课，或者上午的课程一结束，他就会立刻背上书包，匆匆赶往公交车站，乘坐那趟熟悉的5路车，奔向第六医院。

病房成了他第二个，或者说，在情感上更为重要的“课堂”。

最初几次进入病房，他都需要暗自深呼吸来克服那种不适感。这里的气息是独特的，混合着消毒水、药物、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、属于精神痛苦的味道。他目睹了人生百态中最为沉重和扭曲的一面。

斜对面床位是一个总是喃喃自语的老太太，她反复诉说着几十年前的往事，声音时高时低，时而哭泣时而咒骂，完全活在自己的时间河流里。靠门的那张床上是个年轻男子，有时会突然对着空气愤怒地咆哮，挥舞拳头，需要护士和护工赶来安抚；有时却又安静地缩在角落，用被子蒙住头，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。还有一个中年女人，总是不停地整理床铺，将被子叠了又叠，床单捋了又平，仿佛要通过这种极致的秩序来对抗内心的混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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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景象起初让吴普同感到恐惧和无所适从，但渐渐地，一种深切的悲悯取代了最初的震惊。他意识到，这些行为怪异的病人，和他妹妹一样，都是被某种无形的疾病攫住了灵魂，他们同样在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。他看着护士们如何耐心地、有时也不得不强硬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，看着医生每日查房时冷静而专注地询问病情、调整用药。他开始明白，这里并非妖魔之地，而是一个与病魔艰苦斗争的战场。

吴小梅的情况在药物作用下，有了一些缓慢的变化。最初几天，她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嗜睡和茫然的状态，醒着的时候也依旧沉默，对外界的反应迟钝。李秀云和吴建军轮番守着她，喂她吃饭，扶她上厕所，帮她擦洗身体。吴建军的话更少了，常常只是默默地做着事，或者坐在那里，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。李秀云则变得有些絮叨，不停地跟女儿说话，哪怕得不到回应，她也坚持说着村里的事，说着哥哥在学校的事，说着等病好了带她去哪里玩……仿佛要用声音织成一张网，将女儿从那个孤立的世界里拉回来。

吴普同的到来，会给沉闷的病房带来一丝微弱的变化。他会坐在妹妹床边，给她读一会儿从学校带来的报纸，或者讲讲大学里无关紧要的趣事。

“小梅，我们学校有个湖，虽然不大，但里面有鸭子，还有鸳鸯，可漂亮了。等你好了，哥带你去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“今天我们上微生物实验课，在显微镜下面看东西，可神奇了……”

“王小军，就那个小时候老跟我们一块玩的，他上周来学校找我了，还请我吃了饭……”

他说的这些，吴小梅大多没有反应，只是偶尔，当她比较安静的时候，她的眼球会微微转动一下，似乎捕捉到了某个熟悉的词汇，比如“王小军”，比如“鸭子”。这种极其微小的反应，总能给吴普同和父母带来莫大的鼓舞。

“你看！小梅听到了！她听到了！”李秀云会激动地压低声音，眼里闪着泪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