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从不担心奴隶的死活。鲛人怕强光？那就让他们在焚天灯的照射下日夜劳作，累死一批再抓一批；美洲的印第安人快用完了？那就去非洲的部落里“捕猎”，用铁网围堵，像赶牛羊一样赶进船舱；欧洲的白人俘虏反抗激烈？那就挑几个头目当众剥皮，看谁还敢不服。

这种铁腕手段，换来了大秦基建的飞速扩张。从长安到美洲的航线，商船三个月就能往返一次，船上满载着美洲的白银、欧洲的玻璃、非洲的象牙，卸下的却是大秦的丝绸、瓷器和铁制农具。港口的栈桥上，黑人奴隶扛着货物奔跑，稍有停顿就会被监工的皮鞭抽得皮开肉绽，而中原的商人则在一旁悠闲地品茶，核算着利润。

“爹，那些黑人好可怜啊。”一个穿着锦缎的孩童指着栈桥上的奴隶，拉了拉父亲的衣袖。

商人拍开儿子的手，呵斥道：“少管闲事！他们就是干活的命，没有他们，咱们哪能用上美洲的白银做首饰？”

孩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目光被远处驶来的商船吸引——船头装饰着蛟龙的雕像，帆上印着“大秦”二字，在阳光下格外刺眼。

这种“理所当然”的冷漠，在大秦已成常态。学堂里，先生教孩子们背诵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；集市上，小贩用异族奴隶的骨头做成饰品售卖，号称能“辟邪”；就连咿呀学语的婴儿，母亲都会指着街上的奴隶说：“看，那是下等人，咱们是炎黄子孙，要比他们金贵百倍。”

李砚对此颇为满意。他要的就是这种根植于血脉的优越感，让炎黄子孙永远记住，他们是天选之人，而异族不过是供他们驱使的工具。

这日，李砚微服出巡，来到城外的龙脊道施工现场。铁轨已铺到百里之外，罗马奴隶们正弯腰铺设枕木，他们的背上渗出血迹，汗水滴在滚烫的铁轨上，瞬间蒸发。监工挥舞着鞭子，嘴里骂着粗话，时不时一脚踹在动作慢的奴隶身上。

“陛下，前面就是新建成的驿站。”陪同的工部侍郎小心翼翼地说，“里面的茶水是用西域的雪水冲泡的，还有从江南运来的糕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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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砚摆摆手，目光落在一个正在捶打道钉的罗马奴隶身上。那奴隶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每抡一锤都要晃一下，像是随时会倒下。

“他还能撑多久？”李砚问监工。

监工连忙躬身：“回陛下，这小子是上个月从法兰克抓来的，底子差，估计也就这两天了。”